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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6年1月9日

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亚太政治研究室主任 董向荣

中国网：2026年新年伊始，韩国总统李在明携一支由200多人组成的经济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距离去年11月庆州APEC期间的中韩元首会晤仅过去两个月。中韩元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访，释放了怎样的战略信号？秉持“务实外交”理念的李在明政府将如何平衡对华关系以及对美关系？中韩又该如何化解民意分歧，让“民相亲”成为双边关系破冰的催化剂？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亚太政治研究室主任董向荣进行分析。以下文字由访谈实录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亚太政治研究室主任董向荣接受中国网专访。（摄影：董宁）

中韩元首短期内实现互访，符合两国关系的重要性

中国网：新年伊始，我们就看到韩国总统李在明率领一个超过200人的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我们知道，这次访问距离去年11月庆州APEC期间的中韩元首会谈仅仅过去两个月。那么，两国元首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实现了互访，您认为主要有哪些推动因素呢？

董向荣：我觉得中韩关系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韩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中国连续21年稳居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而韩国也是在过去几年中偶尔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其实从韩国的经济体量来说，这样的一个GDP排名十几位的国家，能够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还是非常不易的。所以，这也凸显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在这么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中，领导人在两个月内实现互访，我觉得也是和两国关系的重要性相匹配的。

中国网：李在明总统将中国作为他2026年首访的目的地，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董向荣：我想他是希望能够对外释放一些信号吧。因为韩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经历了所谓的国政空白，经历了“戒严”，所以，实际上中韩关系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在此期间，特别是有一些极右的政治人士对中国有一些造谣、诬蔑，实际上中韩关系遇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挫折。

中韩关系对韩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如果说从不对称性上来讲，中韩关系对韩国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所以，李在明政府也把改善中韩关系作为他上任以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外交议程。我们知道，他上台后有一场非常重要的主场外交——APEC，当时中国领导人也在APEC期间访问了韩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李在明）就多次提出要尽早实现访华，而且也是把中国作为他新年首访的第一站。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这几天里，韩国总统李在明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总体来看，这次访问还是比较成功的。

中国网：那在您看来，我们能不能把他今年首访中国的行程看作是韩国对于中韩关系的优先级定位呢？

董向荣：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其实，因为韩国外交上是以韩美同盟为基础的，这对于任何一届韩国政府，不论是保守政府还是进步政府，它都是把对美关系排在第一位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一般来讲，考虑到中国的重要性，会把中国作为排第二位的所谓“大国外交”的议程当中。但是有的政府，比如说像尹锡悦政府这样非常亲美、亲日的政府，就有意把中国排在对日外交的后面，所以就有“韩日中”这样的一些表述。但我们看到李在明调整了这样的外交顺位，他现在还是用“韩中日”这样的说法。

另外，中国对于韩国的重要性来讲，我们认为确实应该是超过日本的。无论是在出口当中，中国占韩国总出口的比重，还是在例如地区安全、和平繁荣等领域当中，中国对韩国提供的一些帮助也好，或者共同的合作也好，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中国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我们考虑到韩国和日本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而且他们的人员交流、社会文化的交流都要比中韩之间更加密切。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国内还是有一些声音非常支持韩日关系要排在韩中关系之前的，就是说在韩国各种声音、各种力量都是有的。

李在明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积极表态是中韩建立政治互信的重要基础

中国网：我们也注意到，李在明总统此次访华之前，就台海问题也做了一些表态，表示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而且在会谈当中，两国元首也都提到了中韩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共同的经历。此外，这次李在明总统访华期间，他还去到了位于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那里承载着中韩两国携手抗战的回忆。那么您认为，这些表态或者安排，释放了哪些信号？对于改善中韩关系又有怎样的帮助？

董向荣：这个事情其实是比较复杂的。首先，对于过去那段历史，就是韩国在被日本吞并的35年时间里，韩国的仁人志士，很多都是在中国从事的独立运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那么韩国的宪法也认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法统性，韩国政府是继承了这一法统性的。所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韩国有特别高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韩国人都会去那儿打卡。

但是大家对这段历史的解读还是有差异的。韩国一方面是要铭记这段历史，同时又希望和日本发展面向未来的合作关系，所以，和我们中国方面（所期待的），特别是对于当前高市早苗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言行持特别警惕的这样一个态度，可能是存在一定的“温差”。因为它（韩国）毕竟是在韩美同盟、韩日同盟这样的体系之下，所以它在安全上对一些问题的认知和我们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但是我们知道，在历史问题上，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李在明政府确实是和以往的政府，特别是和尹锡悦政府有一些差异，这表现在他当选之前其实就有一些表态。我们看到，这次他来中国访问时，无论是在元首会谈当中还是接受我们媒体采访时，都强调韩国会坚守“一个中国”的原则，而且这一原则也是在中韩建交的声明中非常明确提出来的原则。所以，我觉得李在明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实际上是中韩之间建立政治互信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中国网：这次李在明总统的访华行程中最受关注的环节之一就是与习近平主席的会谈。李在明总统自己也认为，与习近平主席的会谈将会为2026年成为韩中关系全面恢复元年创造重要契机。那么我想您肯定也观看了两国元首的会谈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您认为我们能否从中解读出中韩关系全面恢复的信号？

董向荣：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放长远一点来看，就是从建交33年来的这样一个（时间维度来看），两个国家贸易规模连续多年维持在3000亿美元之上，我们的人员交流每年可以达到接近1000万人次，还有包括我们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交流，都是非常难得的。在战后国际关系发展史上，这样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能够形成这样的一种双边关系，这其实是非常难得、罕见的。

如果我们对比其他国家，比如说中日关系，比中韩建交早20年，但其实看我们的贸易规模，（同）韩国（的贸易规模）还是超过了日本。

所以，其实中韩关系的发展总体上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在过去这几年受到了一些挫折。俗语讲“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就是中韩关系遭到破坏的时候，产生的挫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要恢复和发展的时候，实际上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两国关系才能慢慢地有所恢复。

在当前的情况下，在韩国不断地调整对华政策，积极释放善意的情况下，在我们两国元首外交的引领下，中韩关系的温度明显上升了，两个国家对对方报道的态度、人员往来的情况、经贸往来的情况，显然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恢复。

稳住经贸“压舱石”：在合作与竞争中寻找新突破

中国网：这次李在明总统访华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他带领了由200多人组成的经济代表团。您刚才也提到了中韩在经贸合作领域取得的成就，（贸易）体量相当可观。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中韩作为彼此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在经济结构上逐渐从以互补为主发展成为以竞争为主。那未来我们应该如何挖掘两国在经贸合作之间的潜力或者增长空间？怎么稳住经贸“压舱石”呢？

董向荣：我觉得首先是要“稳定”，然后再看有没有可能寻找新的合作契机。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中韩之间3000多亿美元的贸易（体量），以往我们主要靠韩国对华投资的一些中间品贸易等来支撑这样的一个（贸易体量）。现在我们看到，韩国的对华投资，实际上新增投资量并不大。因为韩国可能受到美国的压力或者说（因为）美国那边的利润增长空间更大等等（原因），它（韩国）现在对美投资增量是很大的。

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中韩双方，需要为两国的企业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使得两国间的互相投资更加便利。中国现在对韩国各个领域的投资也有明显的增长。这次我们看中方的报道，两国签署了15份合作文件，上次习近平主席在庆州访问时，（两国）也签了几份合作备忘录。所以，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未来两国在比如新兴领域，包括新能源、人工智能、银发经济等方面需要寻求新的合作机会。

当然，竞争也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在AI领域，其实中国2025年DeepSeek“横空出世”，对于韩国的冲击还是很大的。当然，韩国也是比较早地就以所谓信息泄露的风险或者担忧（为理由），实际上禁止了DeepSeek在韩国的应用。但是韩国方面对它的了解程度（是很深的），或者说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国新科技的崛起，对韩国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韩国立志成为全球第三大AI强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和中国“硬碰硬”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双方要发挥各自的优势，看有没有可能寻找到一个契合点来推进（两国）在这些新兴领域的合作。

在传统领域的合作方面，坦率地说是比较困难的。比如说我们在钢铁、汽车制造以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其实中国的竞争力是更强的。韩国可能在氢能方面有一些优势，在比如造船领域，韩国在LNG船，也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等领域，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是总的来说，韩国能够感受到非常强烈的（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亚太政治研究室主任董向荣接受中国网专访。（摄影：董宁）

“安美经中”难以简单概括韩国与中美之间的关系

中国网：您刚才也多次提到韩美同盟，所以我们在谈中韩关系时，可能无法避免会聊到美国。我们也注意到，此前李在明总统在访问美国期间曾经被问到韩国长期奉行的“安美经中”的政策时回应到，这样的逻辑已经不可能持续下去了。那么这次他在访华之前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时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说明，他表示在安全领域与美国的合作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韩关系就应当走向对立或者冲突。那么秉持“务实外交”的李在明政府，会如何处理对美和对华关系呢？美国又将如何影响中韩关系未来的走向？

董向荣：刚才咱们也强调，无论韩国哪届政府上台，对美都是第一位的，因为韩美同盟是它安全的基轴。其实，我不太同意“安美经中”这种说法，因为我觉得它是对于韩国与中美之间关系的一个过于简单化的概括。比如说中韩建交30多年来，韩国对中国的累计投资大概是1000亿美元的水平。但实际上在拜登政府时期，韩国企业承诺或者说达成的对美投资协议，就能达到接近1000亿美元的规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上，美国对于韩国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并不是说韩国是在经济上靠中国，过去也不是，现在不是，未来也不是。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误读韩国在中美之间的这样一种情况。

当然，在安全上，我们看到，在当前急剧动荡的国际环境当中，中韩在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也有非常大的利益交集。如果这个地区一旦出现严重的事态，像欧洲也好，像中东也好，那中韩可能就会首先遭殃。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也是有的。只是因为现在是和平（时期），大家感受不到我们之间做出的这样一些努力。

所以，其实所谓的“安美经中”的说法，我并不是特别同意。当然，现在韩国有这样的说法，而且韩国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已经无法持续了。最重要的就是在中美竞争的情况下，美国已经不允许它（韩国）从中国继续获得这样的一些经济利益了，现在要强迫韩国把产业链、供应链转向美国。这其实和中国的关系不大，主要是在美国的要求下，韩国需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实际上我觉得，从韩国本身来讲，它可能也没有说完全要放弃中国，要不然韩国也不会派这么庞大的一个代表团访华，对吧？此外，在半导体领域，如果它（韩国）放弃中国市场的话，那么中国的企业就会很快地崛起，来占领市场。而且我们通过技术发展，很快就会对韩国的企业形成一种压力甚至赶超。它也是能感到这种危机感的。所以，现在我觉得韩国是在夹缝当中获得生存的一种状态。

美国确实是中韩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当然，我觉得这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破解的，或者一点事情都做不了的。因为中韩关系毕竟太重要了，其本身就足够重要，需要认真地来解决彼此与对方之间的关系，而不要总看第三方的眼色。

深化免签政策，让“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重塑“民相亲”纽带

中国网：我们最后再来聊聊中韩之间的人文交流。我们常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去年中韩元首在庆州会谈时，习近平主席就提出了“提升国民感情，促进民心相通”的建议。而在这次会谈当中，习近平主席也提到要增进人员往来，让正面叙事成为民意主流。您对于中韩之间的人文交流以及两国人民的相互认知有非常深入的研究，那么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阻碍中韩两国人民之间好感度或者亲近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董向荣：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其实一个国家在对外交往当中，除了有一些安全上的利益、经济上的利益之外，一个好的国家形象以及其他国家的公众对该国的好感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外交目标。

在中韩之间也是这样，我们也希望韩国公众对中国有一个客观的认知，对中国有较高的好感度。那么当前的情况确实不太令人乐观。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中国在发展过程当中很难避免的一些问题。就是你的经济体量在增长，你的竞争力在上升，你在追赶其他的发达国家，这样你对其他（发达）国家造成一些压力，让它们很难（应对）。

国际上有些调查机构在调查中发现，像韩国、日本这样（与）中国邻近的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可能比美国这样的国家反而更低。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的形象和好感度还是不错的。这也是无法避免的情况。因为中国在崛起，中国在对其他发达国家形成竞争压力，而且中国示范了一种后发现代化国家可以选择的道路，所以它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造成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韩国和日本，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之间有意识形态的差异、政治制度的差异；还有就是现在我们在各个领域当中，都是形成竞争的态势。此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韩国是有一定优越感的，但是现在的优越感在逐渐地丧失殆尽。当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可能实现赶超的情况下，韩国对中国的认知其实并没有赶上中国的变化。这是一个认知没有及时更新、好感度没有及时变化的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还有一些中韩之间比较特殊的问题。在历史上，我们有几千年的交往历史，我们的文化是相通的。这样的历史，中韩之间（过去数千年的）相互交流，其实是以中国对韩国的影响为主的文化互动的过程。但是现在因为中韩两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比较强，特别是韩国，它在历史问题上的认知，我觉得是有一点偏离现实的，而且它对于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我觉得是和客观的情况或者和中国的期待有差距的。

比如说我们在最近结束的一项调查当中，询问大家对于“历史上中国文化对韩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说法是否认可。那么中国的年轻人、Z世代当中可能有70%都认可这种说法，而在韩国就要低好多，只有40%多认可这种说法；而对于“韩国在中韩文化交流当中发挥了一些独创性”的说法，韩国的网友、Z世代的朋友们就比较认可，但是中国可能在这方面认可度没有韩国那么高。

可能恰恰因为我们的文化太相似，我们之间的交流太多，我们都认为那是属于自己的。所以，反而因为我们之间密切的历史联系，引发了一些在历史文化上的争议。这些历史、文化层面上的争议，实际上是目前我们中韩之间民意基础不太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会互相指责对方在“偷”在“抢”对方的文化遗产。

比如像泡菜的问题，韩服的问题，这些竟然都成了问题。我觉得这其实完全不应该成为问题。像中国的朝鲜族，作为55个少数民族之一，在冬奥会这样的盛典上穿上民族服装，我觉得韩国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对此说三道四，但是他们的民族情绪竟然在这个时间点上会爆发。所以我们中国其实很难理解韩国的愤怒或者情绪的来源。

还有比如说在泡菜的问题上，我们觉得中韩之间，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泡菜，韩国有韩国的，中国朝鲜族也有做辣白菜的传统，这本来不应该成为一种争议。我们调查时也发现，当我们问中国的受访者，什么样的标志物可以代表韩国，很多人都会选择泡菜，所以大家对于网上所谓的“泡菜国”这样的说法，都是认可的。没有人想从韩国那边去“抢”它的泡菜或者什么的，中国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就是各美其美，完全没有必要去用“偷”和“抢”这样的字眼来解释这些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以往的韩国政府还给泡菜起了统一的中文译名——“辛奇”。其实我觉得政府完全没有必要介入到这样的争端当中。而且我觉得从文化上来讲，我们应该认可双方之间交流的历史，同时尊重对方的一些独创性，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样的情况下，两国的好感度是会有所回升的。

中国网：那对于提升中韩之间的民间好感度或者彼此的印象方面，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呢？

董向荣：我们在调查当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因素，就是到对方国家的经历会明显地提升对对方的认知，至少它是客观的。那么最近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中韩之间的交流受到两国关系的影响，受到疫情的影响等等，确实往来比以前减少了。另外，韩国人在中国长期居住的数量也明显下降了，从原来高峰时的50万降到现在2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当然，中国现在在韩国长期居住的人口还是比较多的，接近100万的一个规模。

所以，短期来看，我觉得比如说我们的免签政策使得韩国游客现在可以免签进入中国，这对于韩国人的对华认知是有明显提升的。因为韩国的护照是可以免签进入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所以他们的出行非常便利，说走就走。以前他们来中国要办签证，还是非常复杂的。现在中韩之间的免签政策显然已经满足了让韩国人说走就走的便利条件。他们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到上海，到青岛，到北京，这将会非常好地来改善他们的对华认知。当然，我们也希望他们去到中部和西部去，了解一个更加丰富和全面的中国。

但是中国人现在去韩国还是不太方便的。虽然韩国从去年9月份开始对中国团体游免签，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条件的，团体游要3人以上，还要通过特定的旅行社等等，还做不到说走就走。

中韩之间太便利了，坐飞机可能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韩国。所以，我们希望在中国和韩国之间能有一个比如像24小时或者48小时的生活圈，在首尔和上海，首尔和北京，首尔和青岛之间，(创造)完全可以当天往返、周末往返的便利条件。所以，我觉得韩方可能还需要在中国人入境韩国方面做出一些努力。如果短期的旅游或者工作、商务的（免签）需求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会对双方的相互认知产生一些影响。